资本稀缺在形式上是理解为是财政困难,解决资本稀缺就是解决财政的困难。
一、将生产要素迅速资本化,这个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要素。
中国90年代开始全面推进土地这个资源要素资本化,获取了巨额的地租收益。以地租的方式来完成了土地资源的资本化。
中央将财政的税收的 80% 拿走,留给地方 20% 。地方财政不够,就开始进行土地主权的使用权的租赁。但是有 70 年的限制。
从此开始通过土地要素、地租来形成庞大的社会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再生运动,或者是资本滋生的这个历史过程。
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 中明确,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用途确定,其中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等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40年、综合或其他用地50年。
二、中国还需要内生资本是不够的,需要外部资本进来。
这个时候就是 95 年的连续汇率, 94 年分税、 95 年联汇,这两个动作导致美元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分享中国长期的土地资源短时间变现所形成的地租收益。
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确定为以市场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追求促进出口和获得外汇的目标,为此设计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不对称外汇市场和极其优惠的利用外资政策三大配套政策。
对,所以才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的过于激进的短时间完成的改革,而且是一步到位,所有都包在一起来推出不是这样的激进措施。所以你说如果讲前苏联带领的东欧受水国家成为 1945 年金融资本全球化,或者叫做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这个幸免于难的体系,那我们则是前苏联和苏东完全解体的这个过程中间幸免于难的一个个案。
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有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在 80 年代先发展起来的是 2, 700 多万家农村的企业,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并且绝大部分是私有性质的集体性质其实也是股份制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公有制,即使完全是集体,没有股份制,它也是准公有,也算不上是公有制。所以中国在市场放开之前,我们是先在 1983 年、1984 年开始放开农村企业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面广量大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微观主体。2700 万家足够量大了,那他们的需求,比如他无论是净要原材料还是要资金,这些需求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市场上。
所以当时的双轨制是因为这些乡镇企业承担了很多创汇的这个责任,它的很多产品是可以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的,并它是中国在外债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帮你减轻外债的,所以得到了双轨制给予的一定的条件,也就是他们早就在原材物料的市场上,资金的市场上去相对比较自主的开展经营了。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所谓的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让苏联是萨塔林计划 500 天完成,我们是已经过了很多年,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微观主体,这些微观主体本来它的经济活动就在市场上,然后才在 1988 年推进了放开市场的这样的所谓改革。最终在 90 年代再进一步,把原有的国有部门抓大放小也推进了,所以市场它是一个这样起伏的演化过程。
假如资源转化成资本,是这一次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的实质而本质性特征,那我们接下来看,其实 90 年代学到了这个地租的这一招,其实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从 90 年代初开始大举进军珠三角。这其实是等于把劳动力资源做一个要素资本化了,而且不仅资本化了珠三角的劳动力,珠三角的土地资本化了,珠三角的劳动力资本化了,当然也包括珠三角不应该资本化的环境等等也被资本化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代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把内地的劳动资源相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这些成分,比如安徽、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等这些人口大省把他们的劳动力资源都调集到了沿海地区,在沿海地区完成了内地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化。
这是中国在 90 年代所谓借助外部资本进来,解决了资本稀缺。
外部资本是低端制造业,它切掉的是原来中国向国家资本发展过程中间已经形成完整产业结构的工业体系的下游市场。
中国在上游产业链形成的这个庞大的国家资本是从采掘开始,然后选矿、洗矿、冶炼,然后成型,然后设备生产等等这一个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要支撑下游的轻工业、纺织业,一般商品生产的这些工业的,当这些变成外部资本进入的时候,客观就导致上游的工业的下游市场被切断了。
当中国把三类一补、加工贸易型的、香港类型的外资引进到中国沿海、珠三角这一带的时候,客观上不仅是推动了其他要素的资本化,包括劳动力要素。把外省的劳动力要素也用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把它资本化了,占有了巨额的劳动力资本化的收益,否则的话这个外部资本它是很难进得来的,它进来就是要获取暴利的。
外部资本所造成的制度性成本是对原有的工业体系切断了下游市场,使得原历来上游的工业也很难再运作。这就是后来大家说这个国有企无效率等等,哪怕你再拼,你来拼这个国有企业,假如你下游没市场了,你拼的所有的都是成本,就是不会转换成收益。
指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1979年之前,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
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从中渔利。
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这不是简单的小球带大球,也并不是中国主动形成的这样一个中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而客观上是多种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演变。一方面是你说的 1971 年美元放弃和黄金的兑换,固定兑换率的这样的体制,美元有进一步获得向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大世界人口最大的规模的市场。除了这个之外,中国自身也在做结构调整,也在追求如何能够使它进入工业化的这个进程进一步完成。这多种因素凑在一起,我同意不是简单的用小球带大球来解读这个过程,但它不是哪一个方面单方面能够促成。
中国原来的那个工业结构是偏重工业偏军工业的。偏军重的工业结构不产生直接收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资本的这个产业再怎么运行,当下游被切断的时候,再努力,哪怕抵上老婆孩子的命,也没有结果。
这个道理跟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国有资本的实质是一致的。是因为如果你是个偏军重型的,你不产生直接产品。我们没有轻工业、纺织业、化工业,电子工业。
没有一般消费品生产,从苏联接受的只是大工业的占了绝对比重。而 60 年代中国还得把这些军种工业分散到贵州、陕西、甘肃等等这些山沟里去,四川、重庆这些山沟里充满了军工厂。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涪陵的核能,在深山的大山肚子里边把掏空了,就那一个项目 200 亿,而中国一年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投资也不过就是两三百亿。就一个项目就使用了国家财政一年的扩大在生产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偏军重的工业虽然是立国之本,虽然是国家资本的主力,但它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没有可交换的产品。所以早在 60 年代,当时就已经提出要调整偏军偏重的工业结构,要农轻重比例协调。
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这个发展过程,它所形成的结构内生性的提出它要上轻、上纺、上电、上一般消费品等等,它要上这些才能使它的上游工业能够对接得上市场,所以它自身有这个要求。
1973年1月5日,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报周总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求报告》,《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三方案"。
报告提出引进进口设备的主要原则是: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
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由现在的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提高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准备采取分期付款。设备投产后所增加的工矿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扩大出口,是能够做到外汇平衡的(后采用利用国外存款承担部分外汇)。
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也可以用些半新不旧的。
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进口七八百万吨化肥,所需外汇三四亿美元,进口钢材二三百万,所需外汇4亿一6亿美元,而进口10套化肥设备只需外汇三四亿,可生产1000万吨。进口生产350万吨的钢厂设备只需外汇六七亿美元。
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陆。
美元在 1945 年之后开始新殖民主义,就是全球的美元进行全球殖民化或者是资本化的过程中,他遇到过一次重大的障碍,就是 1971 年。 1944 年到 1971 年都是美元,是黄金本位, 35 美元一盎司。 1971 年脱离了黄金本位。美元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作为美元资本的美国是拥有非常清醒的战略思考的,特别是地权政治的战略思考,实际上是美元需要重置,它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新的支撑,这个支撑只有中国。因为中国70年代差不多接近 10 亿人口,8亿或者是 10 亿人口,并且是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经济体,正好可以与美国经济形成完美的嵌契合。
另外在政治上如果拿到中国这个支撑的话,美元的以殖民的体系里边将增加新的活力,而原来的卢布体系将会受到重创,这对美元的转型具有战略意义。所以 1971 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做这件事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中国的主动在于 1971 年尼克松访华的同时,放开了对中国一般的技术封锁。放开了一般的原材料封锁,使得中国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同时在一般技术封锁放开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叫做引进、消化、吸收六个字,是引进关键设备和关键技术。通过国内产业的消化、吸收为补充国内产业发展的养分。它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直接使用美元资本对进入到中国来,资本化中国已经形成过亿的资产,这个渐进过程是中国后来得以相对稳定的重要的。开始技术进来了,我们开始有了石化工业、化纤纺织开始迅速的开始往前进步。
美国人给了很多技术,进来了很多的设备技术,其中最贡献最大的是日本。1978 年谈成的, 1979 年开始的,连续多期的日元贷款。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得提一下,日元贷款是什么呢?以日元贷款的方式,你进的是日本的设备,进的是日本的生产线,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市场又是给他了?接着能不能返销日本?只能占有你的国内市场。然后那你返还他什么?日元贷款返美元,形成了环流。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关贸总协定作为补充,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后因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该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
因为你看资本的流转过程,看整个的殖民套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就大概其出来了,就是慢慢的推导出你今天立论就是这个新殖民主义或者是新的全球化,走到特定的节点,用资本的方式已无法解决,只能依靠战争创造一种新的平衡结构。
当西方的资本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它的产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的时候,不需要战争。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非常美好的说法,推进你们的改革,推进你们的开放,帮助你们的人民得到更好的福利等等。这些都是在产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的这个阶段形成的,同时它使得大多数接受这些产业资本或者接受西方贷款的国家变成债务国。于是就有了债权与债务之间的关系,债权国凭借债权国的优势地位形成的叫做比较制度优势。先是比较文化优势,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比较优势,最后我们就变成了不断的等而下之。接受债权国对中国制度改革的要求,乃至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等所有体系的改革的要求。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教育、学术和文化传媒的问题,因为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嵌套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构建。而这个构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恰恰是我们以前 50 年代全面接受苏联体系,而苏联体系在 1991 年 12 月完成解体。
中国的整个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等这些体系再下一步照搬谁呢?照搬了美国。所以从 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以后中国的这套制度就是照搬了美国文化的、对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思想理论的等等,这些乃至于教育、医疗、科技等等。这套体系虽然是政治文化的东西,但是它具有非常清晰的地租特征。它是为地租经济服务的一整套体系,为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由它来占有收益的这个目的来做必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