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真实

小说和生活都是幻觉

要想讲述关于你的人生故事，你的大脑就需要想象一个供你置身其中的世界，那是一个有色彩、有动作、有物体、有声音的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存在于人为创造的现实中，我们也一样。但是，有意识、活生生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感觉。我们以为自己是在通过头骨向外看去，直接无碍地观察现实。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体验到的“外面”的世界，其实只是建立在我们头脑中的重现的现实。这，就是讲故事的大脑的一种创造行为。

那么，大脑是如何对事实进行重构的呢？你走进一个房间，大脑会期待那个场景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声音，是什么感觉，然后根据这些期待产生一种幻觉。你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就是这种幻觉。每分每秒，你都处于这种幻觉的中心。你永远也无法感知到真正的现实，因为你无法直接接触到它。神经学家、小说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教授写道：“想一想你周围这个美丽的世界以及其中的色彩、声音、气味和纹理。你的大脑并没有直接体验到其中的哪怕一样，而是被封锁在头骨里一个寂静的暗室中。”

有的时候，这种对现实的幻觉重现被称为大脑对于世界的“建模”。当然，这种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建模需要具备一定的精准度，否则我们会在走路时撞上墙，甚至把叉子戳到自己的脖子里。在精准度上，我们要依靠自己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似乎非常强大：我们的双眼是水晶般的窗户，通过它们我们观察到了世界的一切色彩和细节；我们的耳朵是敞开的管道，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可以在其中自由奔涌。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的感官向大脑传递的信息是有限且不完整的。

以我们的主要感觉器官眼睛为例。伸出手臂，看着你的大拇指指甲，这便是你以高清全彩模式一眼所能看到的全部。色彩在焦点外二三十度角处消失，视野的其他部分都是模糊的。你的眼睛有两个柠檬大小的盲点，并且每分钟眨15到20次，也就是说，在醒着的时候，你有10%的时间都是看不见的。你甚至没办法看到三维世界。

那么，我们体验到的视觉又为何如此完美呢？部分原因在于大脑对于变化的痴迷。视野中大片模糊的区域对于图案、纹理和运动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旦发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我们的双眼就会派遣那个微小的高清中央凹去侦查。所谓中央凹，就是视网膜中央的一个直径为1.5毫米的凹陷。双眼所做的这个动作被称为“眼跳”，是人体内速度最快的动作。我们每秒能进行四到五次眼跳运动，一天超过25万次。现代电影制作人会在剪辑时模仿眼跳行为。心理学家对这种“好莱坞风格”进行研究后发现电影与眼跳类似，会配合新出现的显眼细节进行“动作剪辑”，也和眼跳一样，会被像肢体运动这样的事件所吸引。

所有感官的任务都是从外界获取各种形式的线索，比如光波、气压变化和化学信号。获得的这些信息会被转化为数百万微小的电脉冲。实际上，你的大脑会像计算机读取代码一样对这些电脉冲进行读取，并会运用这些代码有意地构建你的现实，欺骗你相信这种受控的幻觉就是真实的。接下来，大脑便会让其感官起到核查事实的作用，每当发现意外情况，便会迅速微调向你展示的内容。

正是由于大脑对于信息的这种处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说，黄昏时分，你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弯腰驼背的怪人，他头戴礼帽，手拄拐杖，在一扇门前徘徊，而你很快就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树桩和一片荆棘而已。于是你对你的同伴说：“我还以为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怪人在那里呢。”实际上，你“的确”在那儿看到了一个怪人，因为你的大脑以为他在那里，便把他放在了那里。然而，随着你的靠近，大脑检测到了更新更准确的信息，于是迅速重绘场景，从而你的幻觉也得到了更新。

类似地，我们也往往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有这样一系列经典实验，要求参与实验的人们观看一段几个人传球的影像，并计算传球的次数。其中一半的参与者都没看到一个穿着猩猩服的人径直走到屏幕中间，在胸部捶打了三下，并逗留了整整9秒后才离开。而其他测试证明，我们还会“无视”听觉信息（比如长达19秒的“我是大猩猩”的声音）、触觉信息和嗅觉信息。大脑实际所能处理的信息量少得令人惊讶，超过其所能处理的信息量之外的内容会被干脆地剪辑掉。因此这些内容就会不存在于我们幻想出来的现实中，对于我们而言与隐形无异。这一现象有着非常严重的潜在影响。在一次模拟停车测试中，58%的见习警察和33%的经验丰富的警察都“没有注意到副驾仪表台上明晃晃地放着枪支”。

当起到核查事实作用的这些感官受损的时候，情况自然变得更加棘手。当视力突然出现缺陷时，人们对于现实的幻觉模型便开始忽隐忽现乃至完全失效。有的人会在暗处看到小丑、马戏团动物甚至卡通人物。有信仰的人则会看到明显的神迹。这些人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寥寥无几的少数。数百万人都受到这种症状的影响。托德·范伯格(Todd Feinberg)医生曾写过一位名叫丽兹的枕叶中风病人的故事。受这种病症影响，这位病人的大脑无法立即处理其“突然完全”失明的事实，因此会继续投射对于世界的幻觉模型。在医院病床前，范伯格询问丽兹她的视力是否有任何问题。“没有。”她说道。范伯格让她四下环顾，并告诉他看到了什么，她按要求动了动头。 “能见到朋友和家人真好。”她说，“这让我感觉自己得到了精心照料。” 但是，她周围除了医生外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都叫什么？”范伯格说。 “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他们是我兄弟的朋友。” “看看我。我穿的是什么衣服？” “休闲服。嗯，夹克衫和裤子。主色调是海军蓝和褐红色。” 其实，范伯格穿的是白大褂。丽兹继续面带微笑地聊天，那样子“就好像完全没有一丝担忧”。

神经学家最近得出的这些成果，引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既然感官能力如此有限，我们怎么知道头骨的暗室外到底发生着什么？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就像一台只能接收黑白图像的老式电视机，对于周围电磁辐射汪洋中实际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人类的生物技术是根本无法处理的。人眼只能读取整个光谱中不到十万亿分之一的内容。认知科学家唐纳德·霍夫曼(Donald Hoffman)教授表示：“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感官。但是进化也让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那些我们无须了解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占真实世界的绝大部分，因而我们无法了解真实世界的样貌。”

我们知道的是，真实世界与我们头脑里体验到的模型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真实世界是没有声音的。如果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了下来，周围又没有人听到的话，那么它便只会造成气压的变化和地面的颤动。撞击只是一种发生在大脑内部的效果。撞到脚趾后感觉到的阵阵抽痛，也同样是一种幻觉。这种疼痛并不在我们的脚趾上，而是在我们的脑中。

现实中也不存在颜色。原子是无色的。我们确确实实“看到”的各种颜色，都是红锥、绿锥、蓝锥三种视锥细胞的混合。这使得我们这些智人在动物界里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些鸟类拥有六种视锥细胞；虾蛄拥有十六种；蜜蜂则能看到天空的电磁结构。它们能够体验到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人类所难以想象的。即便那些我们“看得到”的色彩，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色彩是一种由大脑搭出的布景。有一种理论认为，我们从数百万年前就开始在物体上涂抹颜色，目的是识别出成熟的水果。颜色帮助我们与外部世界产生互动，从而更好地对其加以掌控。

小说建议

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就是那些由感官传播给大脑的电脉冲。讲故事的大脑会利用这些脉冲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场景，在这里上演我们的人生。大脑会在场景中填满一群怀揣梦想、性格各异的演员，挖掘出供我们理解的情节。即便睡眠也无法阻挡大脑继续编故事。梦境之所以感觉真实，是因为构建梦境的幻觉神经建模与我们清醒时生活于其中的建模是一样的。看到的是一样的，闻到的是一样的，甚至物体的触感也是一样的。人之所以会发疯，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起到核查事实的感官罢工了，一方面则是因为大脑必须处理由这些感官暂时瘫痪所导致的神经活动紊乱。而大脑解读这种混乱的方法，与其解释其他事物的方法相同，即粗略地拼凑出一个世界的模型，并用想象打造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奇妙故事。

从建筑物或楼梯上跌下，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梦，这种梦之所以被触发，通常是为了解释“肌阵挛”，即肌肉突然出现的一种剧烈收缩。的确，就像我们为了好玩而讲述的那些故事一样，梦中的叙事通常也是围绕有戏剧冲突且出乎意料的变化展开。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梦境中都会出现至少一场危险而意外的变化，大多数人每晚最多会梦到五次这样的事件。从东方到西方，从城市到部落，在所有的相关研究中，梦境中的故事都有这个特点。心理学家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教授写道：“最常见的是被追赶或袭击的情节。其他常见的主题包括从高空坠下、溺水、迷路或被困、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受伤、生病或死亡，以及遭遇天灾人祸。”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阅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大脑从外部世界以各种形式获取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各种模型。当我们的眼睛扫过一本书的文字时，文字中包含的信息便会被转化为电脉冲。大脑会读取这些电脉冲，并根据这些文字所提供的信息建立一个模型。因此，如果书本上的文字描述了一扇铰链联结的谷仓门，读者就会在大脑中建立一个铰链联结的谷仓门的模型。他们能够在脑子里“看到”这扇门。同理，如果书上的文字描述了一个双膝后弯的3米高的巫师，那么大脑就会建立一个双膝后弯的3米高巫师的模型。我们的大脑会重建出故事作者原先想象出的世界模型。这就印证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句真知灼见：“受众能够意识到，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能够消弭他自己与艺术家之间的隔阂。”

一项关于此过程的巧妙科学研究，似乎捕捉到了人们在“观看”大脑有意构建的故事模型时的状态。参与者会佩戴跟踪其“眼跳”运动的眼镜。当参与者听到事件大多发生在视平线之上的故事时，双眼便会不断地微微朝上，仿佛在有意扫描大脑根据场景生成的模型。而在听到发生在视平线之下的故事时，他们的双眼则会朝下。

阅读故事时，我们会在脑海中建立起幻想的故事模型，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许多语法规则也就说得通了。在神经学家本杰明·卑尔根(Benjamin Bergen)教授看来，语法就像电影导演，会告诉大脑该在什么时候建立怎样的模型。他认为，“语法似乎能够调节一个人在被唤起的模拟场景中所专注的部分，以及模拟场景的精密度和呈现视角”。

根据卑尔根教授的理论，刚开始阅读文字时，我们就开始建立模型了，而不会等到将整个句子读完才开始。这就意味着，作者遣词造句的顺序是很重要的。

正因如此，相比于“简给了爸爸一只小猫”这样的双及物结构，“简把小猫交给她的爸爸”这样的及物结构效果要更好，先想象简，再想象小猫，然后再想象简的爸爸。这样的词序，与作为读者的我们在现实中建立模型的顺序相符，也就是说，在心理上，我们是以正确的顺序体验场景的。作者做的事实际上就是在读者的大脑中生成电影，因此，作者应该想象读者的脑神经摄像机会如何捕捉一个句子的每个组成部分，从而特别使用那些能够打造出电影般质感的语序。

同样地，相比于“简的爸爸被简吻了一下”这样的被动语态，“简吻了一下爸爸”这样的主动语态效果要更好。若是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看到这一幕，我们的注意力会被简一开始的动作吸引，从而看到这个吻。我们不可能只是呆呆地盯着她的爸爸，空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使用主动语态，读者就会模拟书中的场景，场景就会犹如发生在眼前一般。这样一来阅读更加容易，也更有代入感。

故事讲述者要想创建模型还需要使用另一个强大的工具，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描绘。如果作者希望读者对故事中的世界进行有效建模，就应该耐下心来描述这个世界，描述得越精确越好。唯有通过精确而具体的描述，读者才能够进行精确而具体的建模。研究表明，要想营造栩栩如生的场景，就应该描述出物体的三种具体特征，此如“一张深蓝色的毛毯”或者“一支橙色条纹的铅笔”。 卑尔根教授的研究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被鼓励“应该去展示，而非去听”。1956年，C. S.刘易斯曾建议一位年轻的作家，与其告诉我们某件事“很可怕”，不如通过描述让我们感到恐惧；与其直接说某件事“有趣”，不如通过描述让我们在读完后大呼“有趣”。对于善于建模的大脑而言，“可怕”“有趣”这样的形容词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抽象，就如稀粥一般寡淡。要想感受到角色的惊恐、喜悦、愤怒、慌张或忧虑等情绪，大脑就必须对此进行建模。通过模拟场景，体会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细节，大脑便会如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书中发生的一切。只有这样，该场景才能真正调动起我们的情绪。

早在大脑的建模过程被发现的200多年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但在介绍怪物弗兰肯斯坦时，她就在类似建模技巧上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赋，包括具有电影质感的词序、细致具体的描述，以及展示而非告诉：

当时已是凌晨一点，雨点啪嗒啪嗒地敲打在玻璃窗上，平添了几分凄凉之感。我的蜡烛快要燃尽了，就在这时，借着摇曳飘忽、行将熄灭的烛光，我看到那具躯体睁开了一双暗黄色的眼睛，正大口喘着粗气；只见他身体一阵抽搐，手脚开始活动起来。我披星戴月，吃尽千辛万苦，却造出这么个丑巴巴的东西，我现在真不知怎样描绘他的模样；目睹这一凄惨的结局，我现在又该怎样诉说我心中的感触？他的四肢长短匀称，比例合适；我先前还为他挑选了漂亮的五官。漂亮！我的天！他那黄皮肤勉强覆盖住皮下的肌肉和血管，一头软飘飘的黑发油光发亮，一口牙齿白如珍珠。这乌发皓齿尽管漂亮，可配上他的眼睛、脸色和嘴唇那可真吓人！那两只眼睛湿漉漉的，与它们容身的眼窝颜色几乎一样，黄里泛白；他脸色枯黄，两片嘴唇直僵僵的，黑不溜秋。

构建一个具有代入感的世界，也可以通过调动感官来实现。当读者看到与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等相关的词语时，与这些感官相关的神经网络就会被激活，读者就会在脑中重现这些感觉。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用具体细节，使得感官信息（比如“烂菜”）与视觉信息（比如“棕色袜子”）配对起来。

这个简单的技巧在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小说《香水》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了一个孤儿的故事，他出生在一个恶臭的鱼市，拥有惊人的嗅觉。通过构建气味的王国，主人公将我们带入了18世纪的巴黎：

街道散发出粪便的臭气，屋子后院散发着尿臭，楼梯间散发出腐朽的木材和老鼠的臭气，厨房弥漫着烂菜和羊油的臭味；不通风的房间散发着霉臭的尘土气味，卧室发出沾满油脂的床单、潮湿的羽绒被的臭味和夜壶的刺鼻的甜滋滋的似香非臭的气味。壁炉里散发出硫黄的臭气，制革厂里散发出苛性碱的气味，屠宰场里飘出血腥臭味。人散发出汗酸臭气和未洗的衣服的臭味，他们的嘴里呵出腐臭的牙齿的气味，他们的胃里嗝出洋葱汁的臭味；倘若这些人已不年轻，那么他们的身上就散发出陈年干酪、酸牛奶和肿瘤病的臭味……炎热像铅块一样压在公墓上，腐臭的蒸汽笼罩在邻近的街巷里，蒸汽散发出烂瓜果和烧焦的兽角混合在一道的气味。

奇幻和科幻故事的讲述者将大脑这种自动建模的特点利用得淋漓尽致。似乎只需给一颗行星、一场古老的战争或是某个晦涩的技术细节取个名字，便能触发大脑为其建模的神经过程，就像这些东西真的存在一般。我小时候最开始爱上的书，就是J. R. R.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霍比特人》。书中的地图让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奥利弗为之着迷：“刚达巴山”“史矛革荒漠”“巨型蜘蛛藏身的幽暗密林”。奥利弗的父亲为我们将这些地图影印了出来，使得我们开心了一整个夏天。在我们看来，托尔金在那些地图上勾画出来的地方，就像西尔弗代尔路上的糖果店一样真实存在。 在《星球大战》中，当汉·索罗吹嘘他的千年隼号飞船“不到12秒差距就跑完了科舍尔航线”时，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演员的胡言乱语，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这好像是真的。这句台词之所以会让我们产生那样的感觉，一是因为非常具体，二是因为听起来非常契合事实（因为“科舍尔航线”真的可能是一条走私线路的名字，而“秒差距”也真的是一种测量距离的单位，等于3.26光年）。尽管这种语言的某些内容的确很荒谬，但却没有让我们与故事讲述者虚构的幻觉世界脱节，反而让内容显得更有深度。 只需稍加一些暗示，科舍尔航线就成了现实。我们可以想象，这条航线的起点是一个布满灰尘的星球，能听到引擎隆隆作响的轰鸣声，感受到走私者出没时散发出的熏天臭气以及引起的喧嚣和暴力。《银翼杀手》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幕也是如此，临死时，生化人罗伊·贝蒂对里克·德卡德说：“我曾见过你们人类难以置信的东西。战舰在猎户座的肩端之外燃烧。我看见了C光束在汤豪泽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烁。” 这些C光束！那扇大门！这些东西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点暗示，就像最吓人的恐怖故事里的怪物，这些东西给人感觉真实，好像真的存在这种生物一样，不是作者而是我们自己不断建模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