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行为的起源

前言

我们是行走的档案库，保存着来自祖先的智慧。

——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

《蚂蚁和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

人类择偶行为给予我们快乐和消遣，并提供谈资。它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讨论、如此之多的法律，以及遍及所有文化的复杂仪式，这在人类活动领域中是少有的。人类择偶的基本原则似乎难以理解。

女人们、男人们有时发现，他们选择的配偶让自己不快乐，或使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饱受折磨，或使他们在沉默的绝望中共度一生。吸引一位新配偶的努力经常适得其反。

配偶之间冲突连连，责备和失望每每加剧。尽管怀有最美好的初衷，发下终生相爱的誓言，仍有一半的婚姻以破裂告终。

痛苦、背叛和失去，与通常对于爱情所抱有的浪漫观念形成强烈的对比。我们带着对真爱的信仰长大，梦想找到自己的“唯一”，我们以为只要愿意，就能缔结美满婚姻，从此幸福地生活。

然而，现实很少符合我们的信仰。

只要粗略地扫一眼离婚率、比例达30%到50%的婚外恋、被嫉妒怒火破坏掉的大量关系，我们的幻想就破碎了。不和与分裂，被视为失败的配偶关系的典型标志。它们被视为自然的婚姻生活状态的扭曲和反常。在旁人看来，它们显示了个人的无能、幼稚、神经过敏、意志薄弱，或仅仅是选择配偶时缺乏判断。

然而，这种观点完全错了。

择偶的冲突是常态而绝非意外。

从一位男子在求偶时因遭到拒绝而愤怒，到一位妻子因丈夫不愿倾听或不能养家而深感挫败，都属于择偶冲突的范围。这种模式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简单解释。一些更深层的、有关人类天性的因素涉及其中——这些因素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

由于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择偶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拥有爱情时，我们被爱的感觉催眠；没有爱情时，我们被爱的幻想占据。爱情的快乐与苦闷充斥于诗歌、音乐、文学、肥皂剧和爱情小说，超过了其他任何主题。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社会科学中的爱情并不是西方有闲阶级最近的发明。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经历爱情，为它谱写篇章。

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使我们相信，爱情与它的核心部分——承诺、将爱人理想化、深刻的共情和压倒一切的激情，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任何人概莫能外。

不理解人类择偶的真相和矛盾本质，无论从科学还是从社会的意义上来讲，都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科学的角度讲，知识的匮乏使我们解答不了生命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们耗费生命中许多年来寻求爱情，并为了稳定的关系而奋斗。

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挫败和无助，无论是网络约会的丛林、大学校园的联谊，还是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中，我们会被过分的求偶行为所伤。

在人类对深刻爱情的追求与弥漫于两性关系的冲突之间，我们要进行调和。我们要使梦想与现实一致。为了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冲突，我们必须回望演化的历程——它开凿了我们的心智，同样刻画了我们的身体；

在彼时我们的择偶策略如同我们的生存策略一样至关重要。

演化的根源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查尔斯·达尔文为择偶神话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解释：性选择理论。

因为有些动物发展出一些似乎对其生存有所阻碍的特征，这令他感到困惑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精致的羽毛、巨型的鹿角，以及许多物种展示出的其他显著特征，从生存的角度看似乎是成本高昂的。

雄孔雀似乎是所有捕食者梦想的猎物，它不仅包含富有营养的肉质，还附带着又长又灿烂的尾羽。这些尾羽不仅妨碍雄孔雀从捕食者面前逃走，还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

达尔文的回答是，雄孔雀的炫耀之所以得以进化，是因为它在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提供了优势，使它得以成功繁衍。

进化出具有遗传收益而非生存收益的特征，就是性选择。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性选择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同性成员的互相竞争，它们之间争斗的结果是胜利者获得对异性的更多的性接触。两只成年雄鹿双角交叉进行搏斗，是同性竞争的典型画面。

更加强壮的体格、更多的智慧或者更强的吸引同盟的能力——这些有利于战斗胜利的特征得以进化，因为胜利者更有可能完成交配从而将这些基因传递下去。

另一种形式的性选择是，某种性别的成员偏好具有特殊品质的配偶。异性成员的这些品质得以进化，因为拥有这些品质的动物更有可能被选为配偶，携带这些品质的基因也因此而得到延续。缺少这些合意品质的动物被排除出择偶市场，它们的基因也消亡了。

因为雌孔雀偏好羽毛光彩熠熠的雄孔雀，羽毛黯淡的雄性就被淘汰在进化的尘埃之中。今天看到的雄孔雀拥有光彩照人的羽毛，正是进化历程中雌孔雀偏好与多彩耀眼的雄性交配的结果。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通过识别进化中变化可能发生的两个关键过程来解释择偶行为：挑选配偶和竞争配偶。

但是这个理论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受到男性科学家的激烈反对，部分是因为对配偶的主动选择似乎赋予了女性过多的权力，而女性原本一向被视为择偶过程中的被动者。

性选择理论也遭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反对，因为它似乎把人类天性描述为只是依赖本能行为，从而贬低了人类的独特性和灵活性。

人们原本假定，文化、觉醒和自由意志已经将我们从进化压力下解放出来了。

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人类，突破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由我的同事和我在心理学及人类学领域推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进展。我们尝试去识别作为进化产物的深层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能同时解释人类行为的异常灵活性，以及男性和女性采取的主动择偶策略。这门新学科叫作进化心理学。

当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时，人们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真相还所知甚少。在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研究中，科学证据的缺乏令人沮丧，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能够有力支持宏大的进化理论。

没有人知道，某些择偶欲望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特定的性别差异是不是所有文化中所有人群的共同特征，文化的影响是否强大到足以凌驾于可能存在的进化偏好之上。

因此，我偏离主流心理学的传统路径，探讨人类择偶行为的哪些特征服从进化原则。

首先，我只想用进化论证明一些最明显的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例如：男性是否渴望年轻并富有身体魅力的配偶？女性是否渴望拥有地位和经济保障的配偶？

在这一步考察接近尾声之时，我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美国的186名已婚成年人和100名未婚大学生。

下一步是证明此项研究所揭示的心理现象，是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根本特征。

如果择偶欲望和人类心理的其他特征是进化历程的产物，它们应该普遍存在，而不仅仅只限于美国。所以，我发起了一项国际性研究，从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包括德国和荷兰，探索在其他文化中人们是如何挑选配偶的。

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由于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具有许多共性，它们并不能为进化心理学原则提供最严格的检验。

在五年时间里，我将这项研究扩展到六个大陆和五个岛屿，囊括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的37种文化的50个合作伙伴。当地人采用母语开展了对于择偶欲望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样本包括大城市，比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中国的上海、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阿默达巴德、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伊朗的德黑兰。

我们也研究了乡村人口，包括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和南非的祖鲁人。我们的样本覆盖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和缺乏教育的人口，囊括了从14岁到70岁各个年龄阶段的调查对象，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地区。所有的主要种族群体、宗教群体和民族群体都有代表。我们在世界范围总共调查了10 047人。

作为有史以来对人类择偶欲望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这项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研究结果涉及人类择偶的方方面面，从约会到婚姻、婚外恋和离婚。它们也与当前的主流社会话题相关，比如性骚扰、家庭暴力、色情文学和父权制（patriarchy）。为了考察尽可能多的择偶领域，我的实验室紧接着又开展了超过100项新的科学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成千上万人，如单身酒吧和大学校园里寻求配偶的男性和女性、处于不同承诺阶段的约会情侣、在婚姻头五年的新婚夫妇和最终离婚的夫妇。

所有这些研究的发现，在我的同事间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观念相矛盾。它们推动了一个看待男性与女性性心理的标准观念的激烈变革。

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是从这些多种多样的发现之中，构建一个关于人类择偶的统一理论，不是基于浪漫的观念或过时的科学理论，而是基于最近的科学证据。我的很多关于人类择偶的发现显得并不美好。

例如，在追求性伴侣的无情竞争中，男性和女性诋毁他们的竞争对手，欺骗异性，甚至背叛他们自己的配偶。这些发现困扰着我；我宁愿人类择偶的这些竞争的、冲突的和操纵他人的方面并不存在。但一个科学家不能只凭愿望而排除令人不快的发现。最终，我们必须面对人类择偶的这些令人烦扰的方面，才能指望它的残酷后果可能得到改善。

性策略

策略是达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

把人类择偶、浪漫、性和爱情看作本质上是策略性的，也许会显得很古怪。但是，人类如同其他两性繁殖的物种一样，从来不会随机挑选配偶，我们也不会不加区别地吸引配偶。我们不会出于无聊来诋毁我们的竞争者。

我们的择偶是策略性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为了解决问题以获得择偶成功而设计的。要理解人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性策略（sexual strategies）进行分析。

适应（adaptations）是进化出来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办法。

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自然选择为我们制造出饥饿的机制，来解决为有机体提供营养的问题；制造出对脂肪和糖类敏感的味蕾，来解决把什么放进我们的口中（坚果和浆果，而不是泥土或沙砾）的问题；制造出出汗和发抖的机制，来解决极热和极冷的问题；制造出情绪，比如恐惧和愤怒，来激发逃走或搏斗的行为，以应对捕食者或好斗的竞争者；制造出复杂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和寄生物。

这些适应机制是人类应对大自然制造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办法——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策略。

相应地，性策略也是应对择偶问题的适应机制和解决方法。

在演化的历程中，那些未能成功获得配偶的人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先。我们都是从一条漫长的、未经破坏的祖先繁殖之链延续下来的，他们都在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技压群雄，吸引到在繁殖方面有价值的配偶，留住配偶直到诞下了后代，挡开了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并且解决了可能阻碍繁殖成功的问题。我们携带着这些成功祖先的性基因。

每一种性策略都应对一个特定的适应问题，比如，识别一个合意的配偶或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达到吸引配偶的目的。每一种性策略背后都暗含着心理机制，比如对一位特定配偶的偏好、爱与情感、性欲望或疯狂的性嫉妒。

每种心理机制都对外界的信息或线索非常敏感，比如身体特征、性兴趣的暗示，或不忠（infidelity）的潜在线索。我们的心理适应机制对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非常敏感，比如我们自身作为配偶的价值，我们吸引某个合意或受赞许（desirability）配偶的能力。

这本书的目标是剥开择偶过程中男性和女性所面对的适应问题的表层，揭示他们进化出来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的性策略。

尽管性策略这个术语对于考察择偶问题的解决方法来说，是一个有用的隐喻，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意味着有意识的意图，这具有误导性。性策略并不需要有意识的计划或知觉。

我们的汗腺是达到调节体温这个目标的“策略”，但我们不会有意识地流汗，也不会察觉我们身体想要达到的目标体温。的确，正如钢琴演奏者突然意识到她的双手的存在可能会妨碍其演奏，人类的大多数性策略也在表演者没有察觉之时就顺利实施了。

挑选配偶

无论何时，人们都不会对所有的潜在配偶产生同等的欲望。人们总是只偏好某些潜在配偶，而规避其他可能的选择。我们的性欲望与其他欲望以相同的方式进化而来。

想一想摄食这个生存问题。人类面对着一长串可能的食用清单——有浆果、水果、坚果和鱼，也有泥土、沙砾、有毒的植物、树枝和粪便。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口味偏好，而是随机地摄取从环境中获得的物质，一些人出于偶然，吃到成熟的水果、新鲜的坚果和其他能提供热量和营养的物质，其他人，也是出于偶然，吃了腐臭的肉、腐烂的水果和有毒物质，那么，稍微偏好有营养物质一点的早期人类，比他们的同辈有更大的概率存活下来，并且将他们的食物偏好遗传给后代。

我们现在的食物偏好证实了这个演化过程。我们对富含脂肪、糖、蛋白质和盐的物质表现出强烈的喜好，而厌恶苦的、酸的、致病的和有毒的物质。这些食物偏好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今天有这些偏好，恰恰是因为它们曾经解决了我们祖先的关键的适应问题。

我们对配偶的偏好服务于类似的适应目的，但其功能不单纯是作用于生存。

想象一下很久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努力用火保暖，打到猎物以养活家人，采集坚果、浆果和药草，躲避寄生虫、危险的动物和人类敌人。如果我们挑选了一个未能提供承诺资源、有外遇、懒惰、缺乏狩猎技巧或经常虐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繁殖会充满风险。对比之下，一个能提供充足的资源，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对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的配偶，对于我们家庭的帮助将是巨大的。

由于我们那些明智地选择配偶的祖先收获了强有力的生存和繁殖优势，对于配偶的明确的欲望得以进化出来。作为那些祖先的后代，我们携带着他们的欲望直到今天。

许多其他的物种也进化出了对配偶的偏好。非洲村落里的织巢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6当雄性织巢鸟发现一只雌性正在附近时，它会把自己倒挂起来，并且兴奋地拍着翅膀，来展示它刚建好的巢。雌鸟在一旁观察。如果雄鸟通过了雌鸟的初步视觉审查，雌鸟就会飞到鸟巢跟前，钻进去检查鸟巢的材料，这里戳戳、那里拽拽，大概持续10分钟之久。在它检查鸟巢时，雄鸟会在一旁为它唱歌。在这个过程中，雌鸟一旦认为这个巢达不到它的标准，就会马上离开，接着去考察其他雄鸟的巢。如果一只雄鸟的巢连续遭到好几只雌鸟的拒绝，它通常会把巢毁掉重新再建。挑选能建造上好鸟巢的雄性这一偏好，为雌性织巢鸟解决了保护以及喂养未来雏鸟的问题。相对于那些对巢的质量没有偏好、与恰好遇到的任何雄性配对的雌性织巢鸟来说，有偏好的雌鸟具备更大的繁殖优势，它们的偏好就在进化过程中被继承下来。

女性就像织巢鸟，偏好能够提供合意的“巢”的男性。

想一想女性在演化历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选择一个愿意承诺长期关系的男性。在演化的过去，一个女性如果选择与一个轻浮的、冲动的、喜欢拈花惹草的或不能维持长期关系的男性配对，会发现她要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辛劳，得不到资源、帮助和保护，而另一个男性原本可能会提供这些好处。

如果一个女性偏好可靠的、愿意对她负责的男性，则她的后代更有可能存活并茁壮成长。通过成千上万代的选择，女性进化出对有意愿、有能力承诺的男性的偏好，就像织巢鸟进化出对拥有像样的巢的配偶的偏好一样。这个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繁殖问题，正如食物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生存问题一样。

人们并不总是渴望长期择偶所需要的承诺。男性和女性有时会不顾一切地采取短期的性策略——一次短暂的放纵，一场一夜情，一次周末的私通，或者一次偶然的外遇。在这种时候，他们的偏好发生了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是戏剧性的。

人类择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是他们要寻求一个短期配偶还是一个长期伴侣，对于短期配偶他们只投入很少，而对于长期伴侣则投入很多。性策略的选用暗示了这样的决定。

这本书呈现了男性和女性表现出来的对配偶特定特征的普遍偏好，揭示出每种性别的不同欲望背后的进化逻辑，探究了人们的目标由一段随意的性关系（casual sex）转向一段长期承诺关系（committed relationship）时发生的变化。

留住配偶

留住配偶是另一个重要的适应问题。也许配偶对于你的竞争对手来说仍然是合意的，对手可能窃取配偶，从而使你在吸引、求爱和对配偶的承诺中所投注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此外，如果配偶的一方未能满足另一方的核心需求，或者仅仅由于某个更新鲜、更夺目或更美丽的第三者出现，配偶的一方可能会变心。一旦获得配偶，必须要能够将其留住。

我们来看一下“Plecia nearctica”的例子，这是一种被称为爱虫（lovebug）的昆虫。雄性爱虫在清早就密密地聚集成群，在离地一到两英尺[2]的空中盘旋，等待机会与雌性配对。10雌性爱虫既不聚集也不盘旋。早上，它们出现在植物上，进入雄性的密群。有时，雌性还来不及逃跑，就被雄性逮住。雄性经常要与其他同性成员搏斗。在一个雌性周围，大概会围着十来个雄性。

胜利的雄性会带着它的配偶离开这个密群，悄悄地到地面上去交配。也许是因为其他雄性仍然试图与它的配偶配对，这位雄性保持着交配的姿势长达整整三天——因此获得“爱虫”这个绰号。延长交配过程本身就是守卫配偶的一种方式。通过始终与雌性连接在一起，直到它准备好要产卵，雄性爱虫防止了其他雄性对卵授精。在繁殖期间，如果未能解决留住配偶的问题，它与其他雄性竞争和吸引雌性的能力再强也等于零。

不同的物种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不会成天保持性交姿势，但每个寻求长期关系的人都面临着留住配偶的问题。

在我们的演化历史中，男性如果不在乎配偶的性背叛，将危及他的父权。他们可能会冒这样的风险：把时间、精力和努力投入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身上。

与之相反，对于女性祖先来说，如果配偶有了外遇，她们并没有丧失母权的风险，因为母权总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如果一个女性的丈夫喜欢拈花惹草，她将失去他的资源、承诺以及他对她和孩子的投资。

一个对抗不忠行为的心理策略由此进化出来，这就是嫉妒。

人类祖先在看到配偶潜在的背叛时会被激怒，并采取行为来防止它，这样的人相对于不嫉妒的人来说具有适应的优势。那些未能防止配偶背叛行为的人，繁殖成功率也低一些。

嫉妒的情绪激发出各种行为，来回应威胁关系的事件。

例如，性嫉妒可能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保持警惕或诉诸暴力。如果选择保持警惕，一个嫉妒的男人可能会在妻子外出时跟踪她，或者突然打电话给她，看她是否在她要去的地方。他还会在聚会上盯住她，或阅读她的邮件。如果诉诸暴力，一个男人在发现有人与自己的爱人调情时，会威胁这个竞争对手，用拳头揍他，叫朋友把他打一顿，或向他的窗户扔砖头。

警惕和暴力这两种留住配偶的战术，是嫉妒这种心理适应机制的不同表现。它们代表了解决配偶背叛问题的两种可选方式。

嫉妒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本能，驱动机器人般机械呆板的行为。它对于情境和环境高度敏感，包括对手是否强大、伴侣双方配偶价值的差异，以及可供备选的配偶数量。

嫉妒策略还包括许多行为选项，使人类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形，灵活地做出反应。

本书讲述了嫉妒会引发哪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何种情境下产生。

更换配偶

并非所有的配偶都能留住，而且也不必如此。有时候，一些原因迫使你要摆脱一个配偶。

比如，当配偶停止提供经济支持、拒绝发生性关系，或开始施行身体或心理虐待时。那些始终与配偶相守，无论是否面对经济困难、性背叛和虐待的人，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赢得我们的钦佩。但是，与一个恶劣的配偶相守，不会帮助远古人类存活下来，成功繁衍。我们是那些知道何时应当止损的祖先的后代。

在动物世界中存在摆脱配偶的先例。比如，斑尾林鸽从一个繁殖季节到下一个繁殖季节一般遵循一夫一妻制，但它们在有些条件下会分开。这种鸽子在每个繁殖季节的离婚率达25%，它们分开的主要原因是不育。当一只斑尾林鸽未能与一位伴侣在这个繁殖季节生下幼雏时，其中的一方会离开这位伴侣，而去寻找另一位。失去一位无法生育的配偶，比维持一种不育的结合，更能使斑尾林鸽达成繁殖的目标。

正如我们进化出挑选、吸引和维持一个好配偶的性策略，我们也进化出抛弃坏配偶的策略。

人类的离婚普遍地发生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我们的分离或“驱逐配偶”（mate ejection）策略包含各种心理机制。我们评估一个配偶带来的成本是否超过其所能提供的收益。我们细细审察其他的潜在伴侣，评价他们是否能比现有配偶提供更多东西。我们估量着成功吸引更合意伴侣的可能性。我们计算着结束这段关系可能对我们自身、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亲属造成的潜在损害。

最终，我们结合所有这些信息来决定是去还是留。

一旦一个配偶决定离开，另一套心理适应机制就会被激活。

这样的决定关乎与这对夫妇利益紧密相连的两个家族的扩展亲属，具有复杂的后果，因此分手既不简单也不轻松。他/她必须权衡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要给分手一个正当的理由。人类可供选择的手段名目繁多，小到仅仅是卷起铺盖走人，大到暴露不忠来制造一道裂痕。要离开一位爱人，至少有50种方法。

分手解决了不良配偶的问题，但它导致了新的问题——更换配偶。就像大多数哺乳动物，人类一般不会与一个配偶走完整个一生。人类往往会重新进入择偶市场，重复一遍挑选、吸引和留住配偶的过程。但是，在分手之后重新开始，本身也会带来一系列独特的问题。人们重新进入择偶市场时，处于不同的年龄，带着不同的资产和负债。

上升的地位和资源也许会帮助一个人吸引从前无法奢求的配偶。或者，年龄增长、前一个配偶留下的孩子，或前一段关系留下的心理负担也许会降低一个人吸引新配偶的能力。

可以预见，男性和女性在离婚后重入择偶市场时，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如果有了孩子，女性经常承担抚养孩子的首要责任，尽管随着部分男性加入抚养孩子的行列，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之前的结合生下的孩子在择偶中经常被视为成本而不是收益，相对于男性，女性吸引到合意配偶的能力会受到损害。

因此，与男性相比，离婚后再婚的女性较少，而且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扩大。

本书记录了人类在一生之中变化的择偶模式，识别了影响男性和女性再次择偶可能性的条件。

吸引配偶

人们对于拥有合意特征的高价值配偶需求旺盛。然而，仅仅欣赏这些配偶的特征，并不足以成功择偶，就像发现了陡峭峡谷中的成熟浆果灌木丛，并不意味着就能吃到它。择偶的下一步是成功地在竞争中获得一个合意的配偶。

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雄性海象在择偶季节的正面交锋中，用它们锋利的长牙打败竞争对手。7它们的搏斗和吼叫经常持续几天几夜。失败者伤痕累累地躺在沙滩上，它们是这场残酷竞争的牺牲品。

但是胜利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它必须在它的领地四周巡视，领地中容纳了一打以上的雌性。雄性统治者在繁殖期必须守住它的地盘，把离群的雌性赶回领地，驱逐企图暗中交配的雄性“窃偶者”。

经过许多代，雄性海象中更强壮、体型更大、更凶猛以及更狡猾的那一部分成功地获得了配偶。体型较大、较为好斗的雄性控制了对雌性的性接触，因此能够向它们的儿子传递决定这些品质的基因。今天的雄性海象大约重4 000磅，是雌性重量的4倍，在人类观察者看来，交配过程中，雌性看上去有被压碎的危险。

雌性海象偏好与胜利者配对，并将决定这种偏好的基因传递给它们的女儿。雌性通过选择体型更大、更强壮的胜利者，也将决定体型和搏斗能力的基因传递给它们的儿子。较小的、较弱的、较胆怯的雄性根本找不到配偶。它们走到了演化的尽头。由于5%的雄性垄断了85%的雌性，选择压力直到今天仍然很严酷。

雄性海象必须进行搏斗，不仅是为了打败其他雄性，也是为了被雌性选中。当较小的雄性试图与一个雌性交配时，这个雌性会大声发出吼叫。听到警报的雄性统治者会跑过来，对着潜入者威胁性地昂起头，并露出结实的胸膛。这个姿势经常足以吓跑较小的雄性。雌性的偏好是引起雄性之间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雌性不介意与较小的、较弱的雄性配对，那么它们就不会向雄性统治者报警，关于体型和力量的选择压力也不会这么严酷。

简而言之，雌性的偏好决定了雄性竞争的许多基本规则。

人类的大部分择偶行为与海象不同。例如，5%的雄性海象完成了85%的交配，而超过90%的男性人类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刻找到配偶。雄性海象奋力地争取垄断其领地上的雌性，但胜利只能维持一到两个季节，而人类的结合能够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然而，男性人类和雄性海象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特征：他们都必须通过竞争来吸引女性或雌性。不能吸引女性或雌性的男性或雄性在配偶选择中会有被排除出局的危险。

在动物世界中，雄性争夺配偶的竞争普遍比雌性的更为激烈，而且在竞争的很多方面，雄性确实更招摇、更刺眼。但是，很多物种的雌性之间也存在严酷的竞争。举个例子，雌性赤猴和雌性狮尾狒狒会骚扰正在交配的一对，以干扰竞争对手的成功配对。雌性野生恒河猴采用攻击来打断其他雌性和雄性的性接触，并且偶尔会赢得雄性与它自己交配的机会。而在热带草原狒狒中间，雌性的配偶竞争不仅用于获得性接触，也用于发展长期的社会关系，从中获得身体保护。

在人类择偶体系中，女性之间的竞争，尽管一般不如男性之间的竞争那么张扬和激烈，但也处处可见。作家门肯指出：“当女性互相亲吻问候时，总会让人想起职业拳击赛选手之间的握手。”

本书介绍了每种性别的成员如何互相竞争以接触异性。他们的竞争策略经常为异性的偏好所左右。那些不具有异性渴望的品质的人会在择偶之舞中面临着始终处于局外的风险。

两性之间的冲突

一种性别成员用来挑选、吸引、留住或更换配偶的性策略，经常不幸地与另一性别成员的相应策略形成冲突。

雌性蝎蛉拒绝与一位雄性交配，直到它带给它一份丰盛的礼物，这份礼物一般是一只送给它吃的死昆虫。当雌性吃着这份礼物时，雄性马上与它交配。在交配过程中，雄性始终松松地抓着这份礼物，仿佛是防备雌性在交配结束之前带着它逃走（有时是一种雌性获利的性策略）。雄性要持续交配20分钟，才能把它所有的精子排入雌性体内。雄性蝎蛉进化出了一种能力，能够挑选出让雌性恰好花20分钟吃完的结婚礼物。如果这份礼物太小，在交配完成前就吃完了，雌性会在雄性排出所有精子之前摆脱它。如果这份礼物太大，需要雌性花超过20分钟才能吃完，那么雄性在完成交配以后，会与雌性争夺剩下的礼物。导致雄性和雌性蝎蛉之间产生冲突的问题在于，雄性带的礼物太小时是否能完成交配，或者当礼物大得超过需要时谁应享受剩下的食物。

男性和女性也会在资源和性接触的问题上发生冲撞。在人类择偶的进化心理学中，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略会与另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略发生抵触，这个现象叫作策略冲突（strategic interference）。比如，男性和女性在寻求短期性关系的倾向上，就有所不同。认识某个人多久、对其了解多深才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男性和女性一般是不同的。尽管存在一些例外和个体的差异，但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门槛一般更低一些。

例如，男性经常表达与一位有魅力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欲望和意愿，而女性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潜在的配偶也要有一定了解之后才愿意发生性关系。

在不同的性策略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冲突：男性在满足他们的短期性愿望之时，不可避免地与女性的长期目标互相妨碍。坚持迅速发生性关系妨碍了延长求爱的要求。这种妨碍是相互的，因为推迟性关系也阻碍了对方寻求短期性关系的目标。无论何时，当一种性别采用的策略妨碍了另一种性别的策略时，冲突随即发生。

冲突不会随着婚姻的誓言而结束。已婚的女性抱怨她们的丈夫态度傲慢、压抑情感和不可信赖。已婚的男性抱怨他们的妻子情绪多变、过分依赖和性抑制（sexually withholding）。两性都抱怨不忠，小到轻微的调情，大到严重的外遇。

在我们演化而来的择偶策略的情境中，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两性之间的冲突是普遍性的，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情形能够将冲突减至最小，为两性带来和谐。关于演化的性策略的知识赋予我们巨大的力量，通过选择行动和情境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些行动和情境激活某些策略，抑制另外一些策略。的确，理解了性策略，包括理解触发它们的线索，便朝着减少男性和女性的冲突迈进了一步。

本书探究了两性冲突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促进两性和谐的解决办法。

性取向

“异性恋取向是一种典范式的心理适应。”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一位享有世界声望的研究性取向的科学家——这样写道。16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有性生殖的物种中，雌性和雄性为了成功繁殖，必须要彼此交配。

所有降低成功繁殖可能性的取向，都会被无情地剔除。

尽管这种评价存在着争议，但大部分科学家认同这一发现——大约96%到97%的男性和98%到99%的女性的首要性取向是异性恋。

少数有同性恋倾向或纯粹是同性恋的男女的存在，提出了一个真正的进化难题。在我进行的有关人类性策略的几百次公开演讲中，“那同性恋呢？”这个问题是至今提问频率最高的。它是人类择偶的谜题，也是进化理论的经验主义谜题。17两个已知事实让这个谜题变得更加有趣。第一，很多双生子研究显示，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遗传，这表明同性恋是有部分遗传基础的。第二，很多其他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男同性恋者的繁殖率绝对低于男异性恋者。这种部分取决于遗传因素的性取向，是如何对抗持续不断的自然选择的打压而存活至今的呢？

我们会在这本书以后的章节探讨这些问题，并提供一些科学发现来讨论关于性取向与配偶偏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提到一些关键的概念。首先，关于“性取向”这个说法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首要性取向（primary sexual orientation），指的是某个人在性方面被男性或女性吸引，或是被同时吸引（双性恋的），或是二者都不吸引（无性的）。

另一种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即某个人主观上感觉自己是男性或女性，或者二者都是，或者二者都不是。

第三种是性行为（sexual behavior），指的是某个人与哪种性别的对象发生性关系。其中的区别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在人类个体中观察到多种情况的排列组合。

例如，有些人可能主要被一种性别所吸引，但是出于好奇心（性实验）或是社会环境约束（缺少或接触不到符合自己首要性取向的性伴侣），也会与另一种性别发生性行为。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本质和发展轨迹都有很大的差异。男性的性取向一般在生命早期就显现，而且很少随着时间发生剧烈变化，而女性的性取向在一生当中远比男性更灵活多变。

例如，男性性取向的分布会呈现两个峰值——大部分男性是完全的异性恋或者完全的同性恋，中间只会分布相对较少的双性恋。而女性的性取向则相反，从完全异性恋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双性恋再到只偏好同性伴侣，变化更连续和平缓。

还有一个差异是女性似乎更容易更换性取向，这也证明了她们的性取向更具可变性。

有趣的是，在女子大学发现了“LUG现象”——“毕业之前做女同性恋”（Lesbian Until Graduation）。演员安妮·海切和女喜剧演员艾伦·德詹尼丝维持了几年时间的同性恋关系。在她们分手后，海切嫁给了一个男人，并与他有了一个孩子。同样，很多女性年轻时结婚生子，然后到中年时转变为同性恋。

尽管有些男性会为了符合社会规范而和他们没有“性趣”的人结婚，并在之后才“出柜”，但他们的首要性取向很可能在生命早期就确定下来，并且之后也没有真正发生转变。

一旦我们认识到性取向不是单一的，并且在性吸引、性别认同和性行为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我们对人类性的差异的科学理解就可能会加速。我们也要认识到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可以解释人类性的多样性，包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无性人，更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那些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个体之间的深刻的差异。我们会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更详细地探讨性取向的起源和本质，并且特别聚焦在配偶偏好、性动机和择偶策略的选择上。

文化和情境

尽管祖先的选择压力造就了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择偶策略，但我们如今所处的环境在一些重要方面已不同于历史环境。

我们的祖先通过采集获得蔬菜，通过狩猎获得肉类，而现代人从超市和餐馆获得食物。现代的城里人在互联网的约会网站和酒吧里展开他们的择偶策略，而不是在热带草原上。

尽管如此，同样的性策略今天仍带着不可遏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进化出来的择偶心理在现代环境中仍然起作用，因为这是我们这些凡人唯一拥有的择偶心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速食连锁店里消耗的大量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任何关于汉堡或比萨的基因，但在那里吃的食物暴露了我们身上携带的祖先的生存策略。以汉堡、奶昔、炸薯条和比萨的形式，我们大量地消耗脂肪、糖、蛋白质和盐。速食连锁店之所以广受欢迎，恰恰因为它们集中地大量供应这些营养元素。它们暴露了在过去的稀缺环境中进化出来的食物偏好。然而，今天我们过度地消耗着这些元素，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未曾预料它们会如此丰裕。

因而，古老的生存策略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陷入在不同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口味偏好中，因为进化在时间刻度上进行得太慢，以至于不能跟上过去几百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在时间上不能倒退，不能直接观察祖先的环境是什么，但我们现在的口味偏好，正如我们对蛇的恐惧和对孩子的喜爱，提供了一扇观看这些环境可能是什么的窗户。我们身上携带着一套为远古世界量身定做的装备。

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正如我们的生存策略，在这么多方面也许不再适应现在的生存和繁殖。例如，艾滋病（AIDS）的出现，使得随意的性关系对于生存来说比在远古环境下要危险得多。在互联网上有机会接触成千上万个潜在的择偶对象，有时让我们很难抉择谁是“唯一”。

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进化出的性策略，理解它们从哪里来、为了应对什么样的环境而设计，我们才有希望解决新环境带来的择偶问题。

人类拥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超越许多其他物种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择偶策略的语库（repertoire）非常庞大，而且对情境高度敏感。

比如，某人处于一桩不愉快的婚姻之中，仔细思忖着是否要离婚。这个决定将依赖于许多情境因素，比如婚内冲突的次数、配偶有没有拈花惹草、离婚将施加给家庭双方亲属的压力、孩子的存在、孩子的年龄和需求，以及吸引另一个配偶的前景。

人类已经进化出考虑和权衡这些情境因素的成本与收益的心理机制。

文化环境也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这些方面对于激发择偶策略菜单中特定的性策略非常关键。

有些文化的择偶体系是一夫多妻制，允许男性娶多个妻子。另一些文化实行一妻多夫制，允许女性拥有两个或更多丈夫。还有一些文化实行一夫一妻制——至少表面上如此——规定两性每次都只能拥有一个婚姻伴侣。还有一些文化允许乱交，有很高的配偶更换比率。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对这些社会、法律和文化模式高度敏感。

例如，在一夫多妻的择偶体系中，男性为了获得女性而竞争，父母给儿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他沦入找不到配偶的境地。由于有些男性独占着多个女性，另一些男性不免遭遇这种困境。

相反，在一夫一妻制的择偶文化中，父母对其儿子的奋斗则施加了较少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是两性比例，或者说整个择偶池中相对于单身女性的单身男另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是两性比例，或者说整个择偶池中相对于单身女性的单身男性数量。

当女性过剩时，就像在巴拉圭的阿赫族印第安人（Ache Indians）一样，男性不情愿只忠于一个女性，而偏好寻求多个随意的性关系。

当男性过剩时，比如在委内瑞拉的希维（Hiwi）部落中，一夫一妻制得到采用，而且离婚率直线下降。

当男性的性策略改变时，女性的也必须改变。当女性的性策略改变时，男性的也必须如此。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这两套设置同时存在，部分是基于性别比例。

从某种角度来看，情境就是一切。在进化的历程中不断再现的情境，创造了我们携带到今日的策略。当今的情境和文化条件决定了哪些策略得到激活，哪些策略潜而不发。

为了理解人类的性策略，本书识别了重复出现的选择压力和过去的适应问题、它们创造出的心理机制和策略性解决方案，以及当今的情境激活了其中某些解决方案而没有激活另一些。

理解人类性行为的障碍

自1859年达尔文第一次提出进化论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以及形塑它们功能特征的适应性以来，进化论一直让人们感到不安和震惊。作为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伍斯特主教的妻子在听到达尔文“我们从非人的灵长类进化而来”的理论之后，评论道：“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希望这不会被更多人得知。”

激烈的抵抗持续至今日。如果我们想获得关于性的真实洞见，就必须移除这些理解上的障碍。

一种是感知上的障碍。

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认知和知觉机制，来感知和思考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跨度上发生的事件——几秒、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有时是几个月，偶尔会是几年。人类祖先用大部分时间来解决即时的问题，比如寻找食物、维持庇护之所、保暖、挑选和竞争伴侣、保护孩子、形成联盟、为地位奋斗以及抵御掠夺者。因此，存在着一种压力，让他们只能进行短时间的思考。相反，演化需要历经几千代，并在我们观察不到的细小增量中逐渐地发生。

为了理解发生在如此之大的时间刻度上的事件，我们需要想象的跳跃。这在认知特点上就像某些物理学家，即使看不到，也能建立关于黑洞和十一维宇宙的理论。

对于理解人类择偶的进化心理学，另一种障碍来自意识形态。

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开始，生物学理论有时被用作政治目的——使压迫正当化，或者赞成种族或性别优越论。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滥用人类行为生物学的历史重演。同时，我们也不能被这段历史误导，忽略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关于有机生命的理论——通过选择而进化。如同哈佛大学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进化心理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来解释侵犯与合作，以及人类的性与择偶。

为了理解人类的择偶问题，我们需要勇敢面对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的遗产，把我们自身理解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这些先决力量的产物。

抵抗进化心理学的另一个基础是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这种谬误坚称存在物都是合理的。自然主义谬误混淆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描述和道德规范 科学描述。自然中存在着疾病、瘟疫、寄生虫、婴儿死亡以及许多其他我们试图消除或减少的自然事件。

这些事件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该存在。

类似地，男性的性嫉妒，部分是作为一种保护男性父权确定性的适应机制而进化出来的。

但是，由于伴随着亲密关系暴力、虐妻和杀妻，它对世界范围的女性都造成了伤害。我们的社会也许最终能找到一些方法，减少男性的性嫉妒及其危险的表现形式。

即使男性的性嫉妒有其进化根源，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动地接受它及其危险的表现形式。

自然主义谬误的反面就是浪漫主义谬误（romantic fallacy）。有些人颂扬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愿景。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的”人类带着自然的本性，与动植物和平地共存。

在现实条件下，比如在父权制、文化或资本主义下，战争、侵犯和竞争是这种本质上和平的人类天性的堕落。尽管存在人类天性的证据，但人们仍坚守这种幻觉。人类学家拿破仑·夏侬的研究显示，25%到30%的雅诺马马（Yanomamö）男人在暴力中死于其他雅诺马马男人之手。他的研究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指责，那些人假定该群体生活在和谐之中。

我们希望人们是什么样，这只能构成乌托邦的幻想。如果以这种乌托邦式的透镜来看待我们自身，浪漫主义谬误就发生了。

也有人反对进化心理学关于变化（change）的假定。如果择偶策略植根于进化生物学，那么它应该是恒定不变、难以驾驭、不可更改的。因此，我们注定要服从我们的生物性规定，就像盲目的、不会思考的机器人一样。这种信念错误地将人类行为划分到两个互相分离的范畴，一种是生物决定的，另一种是环境决定的。

事实上，人类行为是两者的共同产物。DNA的每一链条都在特殊的环境和文化情境中显示出来。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社会和物理环境为进化出的心理适应机制的发展与激活提供输入。每一个行为都毫无例外地是这些机制和环境影响的联合产物。在确定形成人类心理并引导这种心理直至今日的历史的、发展的、文化的和境遇的特征方面，进化心理学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互动论者的观点（interactionist view）。

所有的行为模式原则上都能被环境的干预所改变。事实上，我们今天能改变某些模式而不能改变其他模式，仅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知识的积累就会带来新的改变的可能性。

人类对于他们所处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敏感度，因为自然选择没有给人类创造出在任何情境下都保持不变的行为本能。它创造了心理适应机制，恰是为了解决变化多端的情境所制造的问题。

在进化生物学中识别择偶行为的根源，并不意味着给我们判处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命运。

另一种对于进化心理学的抵抗来自一种担忧，认为进化论的解释可能暗示了两性的不平等，支持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限制，鼓励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让女性永久被排除在权力和资源之外，而且助长了不可改变现状的悲观主义。

但是，在更仔细的检视中，进化心理学并不带有这些对于人类择偶行为的可怕暗示。在进化论的术语中，女性和男性在许多甚至在大多数方面是相似的，仅仅在有限的方面，他们不断面临人类进化历史上不同的适应问题。例如，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所偏好的特定性策略不同，而不是实践人类全部性策略的先天能力有所不同。

进化心理学致力于解释男性和女性进化出来的择偶策略，而不是规定两性可能是什么样或应该是什么样。它也没有规定什么是适当的性别角色。它不带有任何政治企图。

进化心理学的最后一种抵抗来源于关于浪漫爱情、两性和谐以及终生相爱的理想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是我们赖以存在的信念。我本人也牢固地坚持这些观点，相信爱情在人类性心理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我写了一篇题为《真爱》（“True Love”）的文章，致使我的一些研究生以为我走上歧途。但是配偶关系带来了一个人生命中最深刻的满足，没有它，生命就会显得空虚。无论如何，有些人的确做到了幸福和谐地生活与择偶。

但是，我们对人类择偶的真相忽视太久了。冲突、竞争和操纵也充斥于人类择偶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生命中最引人入胜的关系，就必须集体从沙子中抬起头来审视它。